重庆解放时间是1949年11月30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际，西南重镇重庆还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作为蒋介石多年苦心经营的陪都，重庆曾是他幻想东山再起的“福地”。为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实现大陆的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南、解放重庆战役。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同时，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狱中也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山城破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民党政府密谋反攻
经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但蒋介石对西南寄予极大希望，提出要以云、贵、川、康为后方基地，建都重庆，确保四川，割据西南，静待国际事变，以图东山再起。1949年7月14日至1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推举蒋介石再次出山，同时，通过了《扭转时局方案》，决定在西南地区进行最后的抵抗。8月1日至3日，非常委员会又通过了《反共救国方案》，制定了“保卫西南地区，待机反攻”的方针。
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在机场发表讲话，声称“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力图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东山再起。1949年初，蒋介石调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随后又将重庆“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控制川、康、滇、黔四省及重庆市；增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兼任，以秦岭山脉为主要防线，阻止由陕入川的解放军；将宋希濂的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改组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划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建制，宋希濂仍任主任，在川湘鄂边界地区择险设防，构成防守西南的阵地，以阻止解放军由川东入川；将孙震的川东“绥靖”司令部改组为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仍为主任，负责对长江的 设防和封锁。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总兵力达90万人之众。
共产党方面，也在进行一场大布局。
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时，为将国民党残余部队歼灭在大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回过头来歼灭敌人。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1949年10月配合第四野战军攻占广州，继而迂回包抄白崇禧部，聚歼敌人于广西境内，后西出昆明，解放云南，从而关闭敌人从云南逃走的大门；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广州解放后及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直出川东南及贵州，进占贵州、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及川康诸敌南逃退路；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个军在司令员贺龙、副政委李井泉率领下，在秦岭山麓布阵，对敌“突而不破”，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此从西翻越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第二野战军聚歼残敌于四川盆地。
10 月13日，中央电示第一野战军，调一野的十八兵团入川参战，陕南刘金轩部及一野所属七军配合作战。这样，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及十八兵团，约60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重庆市郊入城
划破长夜见黎明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我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西南防线发起强大攻势。第二野战军三、五兵团和四野四十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川黔边一线挺进。二野五兵团及三兵团第十军由湖南芷江进入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后，迅速解放贵州全境。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二野三兵团和四野四十七军从湘西、鄂西出发，多路突进，拦腰截断国民党军队所谓的“川湘鄂防线”，于11月7日攻占川东南门户秀山县。11月中旬一举解放了酉阳、黔江，16日又解放了彭水县城。
蒋介石急调孙元良兵团由川东到重庆外围布防，将正向川西北调动的罗广文兵团调往南川布防，又将防守川北的胡宗南部的一个军东运重庆，加强川东南防线，同时派蒋经国到宋希濂部前线鼓舞士气。但这一系列的调兵遣已无济于事，沿乌江200余里布置的防线不堪一击。解放军乘胜追击，以每天行军近200里的速度，突破乌江天险，翻越白马山，乘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和前来增援的罗广文兵团立足未稳，对其连连痛击。
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沿川湘公路拼命溃逃。国民党号称以30万兵力设防的宋希濂、罗广文部全线崩溃，重庆门户洞开。在第二野战军主力顺利向重庆市区推进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四师）、西湖（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镇江（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部队奉二野刘、邓命令，分两路入川，配合二野作战。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战局发展，向所属部队发出视机解放重庆的命令：“我十二 军已于11月25日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追击中。敌罗广文部之主力，现被我十一军、四十七军压迫于南川以北之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我以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之目的。”
11月27日，毛泽东根据胡宗南第一军急调重庆的情况致电二野：（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二野根据实际战况，于当日回电，提出“尽快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二野，同意他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
解放军逼近重庆时，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王牌部队第一军增援重庆，但已无济于事。解放军在重庆南郊的南温泉、黄桷桠等地与胡宗南部发生小规模激战，其余部队则在长江南岸各渡口进行敌前登陆，先后控制了西起江津、东至木洞近百公里的长江南岸地区。11月29日至30日，解放军先后占领重庆南岸长江各渡口，30日凌晨，正面进攻重庆的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海棠溪，左翼迂回部队从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重庆市区已被团团围住。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
至此，山城重庆划破长夜见黎明，宣告解放！
市民们涌上街头庆祝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给西南诸敌以沉重打击，国民党部队相继起义投诚，地方势力策反言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固守西南、反攻全国的阴谋，从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步步溃退，短短十天内彻底退缩台湾。
据蒋经国回忆，国民党退守重庆期间，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就医，蒋 介石飞抵重庆指挥西南保卫战。11月29日，解放军打到重庆外围，在蒋的官邸、重庆西郊的山洞林园，已经能听到不断的爆炸声。蒋经国劝父亲离开，蒋介石表示要坐镇指挥到最后。晚10时，罗广文报告“前线失守”。蒋经国命令即刻离开城区，宿营重庆白市驿机场。此时，街上挤满了逃离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人群中，蒋介石遭遇三次堵车，最后一次座驾被困得一动不动，蒋介石只得下车步行，走出拥堵路段后，上了从前方机场赶来的一辆吉普车，才到白市驿机场。11月30日凌晨，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乘飞机逃离重庆。
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在成都设大本营，指派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代长官职，全权指挥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军作战。12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等从成都飞往台湾。10日下午，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逃往台湾。
《人民日报》关于我军解放重庆的报道
狱中斗争与狱中意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为加强对川、康、滇、黔地区的法西斯统治，于1946年4月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后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总揽西南军政大权，对西南各省市军政机关进行指导，并对辖区内的军队实行督练、命令、指挥和调遣。1946年6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警备司令部，增设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负责警卫军政机关、工厂、机场等设施和维持地方治安。它同原有的保密局在渝的特务机构、宪兵团和各种反动社团组织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支镇压重庆人民的反动力量。
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重庆设立西南特区，由徐远举担任区长，指挥川、康、滇、黔和重庆的特务进行活动。为加强专制统治，保密局在歌乐山成立了保密局西南地区总部，在这片占地5000余亩的“特区”内建立了十余所监狱，岗哨林立，用特务和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此前被捕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多被集中关押在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他们英勇不屈， 坚持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
解放后，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包扎在白公馆监狱附近被屠杀的烈士遗体
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监狱临时党组织认为重庆解放在即，敌人必作最后挣扎，屠杀不可避免。实际上，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特务在1949年9月就制定了陆续处决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政治犯”的详细计划。11月27日，屠杀达到顶点，三个月内，两个监狱被害人员达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成功脱险出狱。他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寄语写入《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12月25日，罗广斌把这份报告递交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有八条，是狱中共产党员们留给党组织的最后寄语，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用生命与鲜血留给党的最后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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