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世界科技发展史和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传承与发展，具有无可替代和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但很多人对于印刷术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一提印刷术就笼统认为是宋朝的毕昇发明的。这种看法不够严谨也不符合事实，毕昇发明的是活字印刷术，而活字印刷术仅仅是古代印刷术的组成部分之一。
《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是在北宋的宋仁宗庆历年间。但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之前，雕版印刷术已经存在并且得到广泛应用。所谓雕版印刷术，就是把要印制的文本内容预先刻制在木质模板上，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头书籍，往往需要预先刻制数千块模板，耗时几年时间。
由于刻制模板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高昂，很多发行量不大的小众书籍无法使用这一技术。且木质模板存储需要大量空间，极易因受潮、虫蛀、火烧而损坏。另外如果发现有错字、缺漏，很难修改补救。
虽然雕版印刷术存在诸多不足，但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雕版印刷术一直是印刷界的主流。即使在活字印刷发明之后，由于其成熟完善也经历了一个漫长阶段，雕版印刷仍然与之并行于世，一直延续应用到清末。因此雕版印刷术在古代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不比活字印刷逊色多少。
根据目前已知的雕版印刷制品文物年代测定结果，学术界公认雕版印刷术诞生于唐朝。比如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雕版印刷品《金刚经》，明确标注了印制时间为唐朝“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
但如上所述，由于雕版印刷的模板制作成本高昂，在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只适用印制于一些篇幅有限、内容简单、模板制作简便的文本或图形，比如佛经、神像、历书等，并未得到普及应用。主流文化领域的四书五经、历代史书等大部头，仍然主要依靠原始的手工抄录形式传播，不仅在民间如此，即使是唐朝的国家藏书、制书机构秘书省，也是如此。
唐朝覆灭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冯道当时在后唐担任宰相。他很看重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但当时存世的这些典籍因为辗转传抄、错漏百出，且保有量极少，普通民众难得一见。
冯道经过一番研究，对当时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大规模印制儒家经典的绝好途径。后唐长兴三年，冯道向后唐明宗上书，建议由国子监组织人力雕制模板，大规模刊印发行儒家九经。
后唐明宗对冯道的建议很重视，并且立即下旨着手实施。从后唐明宗三年开始此项工作，中间因为战乱频繁和朝代更替，多次被迫中止，在冯道的苦心维持下，直到后周广顺三年，前后历经22年时间，儒家九经的模板雕制和刊印才算最后完成。成千上万本儒家经典书籍，从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的专属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旧五代史》称为“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冯道发起的这次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普及应用雕版印刷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完善，为雕版印刷大规模应用于主流文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古代印刷术的发展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冯道却并未在史书上留下美名。恰恰相反，历朝历代对他几乎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这是因为冯道虽然饱读圣贤之书，却不知忠孝节义为何物。他一味贪恋富贵，为人圆滑奸诈，后唐亡了国他立即投降后晋，后晋亡了国他立即投降契丹，契丹人跑了他立即投降后汉，后汉亡了国立即投降后周，历事四朝五国十一帝，始终身居高位，堪称五代十国第一不倒翁，简直把天下读书人的脸面丢尽。
冯道违背了儒家最基本的“忠君”理念，大节有亏，被后世痛加贬斥。欧阳修称他为“无廉耻者”，司马光说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苏辙称他“无士君子之操”，王若虚称他“忘君事雠，万世罪人”，民国学者蔡东藩直接说他是“实最无耻”。按照古人的价值观评判标准，“大节如此，虽有小善，不录也”，冯道对印刷术的重大贡献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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